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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前世今生  

2013-06-24 15:00:50|  分类: 教育学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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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前世今生 - 拂柳 - 拂柳的博客

富春山居图(局部)

子曰: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大抵山水佳处,便是自然之美投射于人性最完满的所在。因此,不论崇儒、尚道或向佛,还是求学、为官或行旅,明山大川似乎总能激起历代国人的共鸣,唤醒久已沉睡的天真性灵,电光火石般的感受更是穿越千古,沉淀在民族文化人格的深层结构中。
  在华夏的佳山好水间,富春江以其“山青、水清、史悠、境幽” 的独特魅力,为历代的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所激赏,是谓“天下佳山水、古今推富春”。而在历代艺术大师所留下的传世墨迹中,则首推元代画坛巨擘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毕竟绘画比之诗文更为形象,较之书法则更有意境。
  元代虽是甚为短命的朝代,但在绘画史上却意义非凡。中国画在唐以前多为人物画,唐以后山水画开始发展,并逐渐从写实转向写意。至元代,山水画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华丽转身,一跃成为中国画各科之冠,而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黄公望,故画界有“山水之变,始于赵孟頫,成于黄公望,遂为百代之师”之谓。
  黄公望的一生可谓是典型的先儒后道,由官场而江湖的人生。
  少有大志、青年有为的他历任书吏、掾吏,后蒙冤入狱,饱尝磨难,遂不问政事,浪迹山水,并入道教全真派。大约在知天命的年岁,此公选择于富春江畔隐居,并投入山水画的研究和创作,师法赵孟頫、董源、巨然等名家,晚年大变其法,跃身“元四家”之首。元顺帝至正七年(1347)前后,七十八岁的黄公望从松江归富春江,携好友无用禅师同行,由于二人交情颇深,黄氏遂答应做一山水画赠之,其后三四年间,他呕心沥血、辗转两岸,将毕生心得与才学诉诸画笔,终于1350年始告功成。卷作长达六百三十六点九厘米,画中秋景浩渺延绵,气度广远,其间峰峦叠翠,松石挺秀,云山烟树,沙汀村舍,皆疏密有致、变幻无穷,真有仙风道骨之神韵,非苍简朴厚之笔不能逮。清代画家邹之麟在题跋中称此作为“右军之兰亭也,圣而神矣”,代表了后世对此水墨山水巅峰之作高山仰止的共同心声。
  四年后,八十五岁的大痴道人便驾鹤西去。生命的收官之作已然完成,不过,画卷的传奇却才刚刚开始。当初,无用禅师在接此画时即表示“顾虑有巧取豪夺者” ,不知是历史的巧合,还是命运的必然,此言竟一语成谶。其后六百多年间,画作劫波渡尽的传奇经历,让它成为华人印象里中国文化传承的经典记忆。
  不少小说中,故事总要发生在某种对称的伟大结构中,一如《红楼梦》、亦如《战争与和平》,真实的历史往往呈现惊人的相似性。起始百余年间,虽历朝代更迭,兵荒马乱,画作却有惊无险地传承着,不过,一个巨大的悖论却在悄然形成——“通灵” 的画作总是渴望邂逅痴情的知音,但是这样的相遇往往会改变甚至戕害自身的命运。
  待到明代成化年间,《富春山居图》终于遇见了首位等量级知音——吴门画派领袖沈周,沈氏当即对此卷仰赏不已,大有相见恨晚之感,这在其后来的仿作题跋中亦可窥见——“大痴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设,平生不见多作,作辍凡三年始成,笔迹墨华当与巨然乱真” ,兴奋之余沈氏便请友人做题,不料画作为其子干没,沈周万万没有想到,短暂的相遇之后却几于永别。后来画作现于市高价售卖,无奈敦厚贫困的沈周既无从计较,又无力买回,只能在无限的怀念与惆怅中背临一卷,悬于室中自赏,以聊慰情思。
  在消隐了一段光景之后,明弘治元年(1488),画作被苏州官吏樊舜举以重金购得,时年六十一岁的沈周得以再见此卷,兴奋异常,并亲自补记了一段题跋,又大赞其全在巨然风韵中来,多少弥合了此前相思难掩的憾恨。到了隆庆四年(1570),此卷转入无锡画家、鉴赏家谈志伊手中,江阴书家王穉登和苏州画家周天球都于次年得以观览并写下观后记,后又归于京城一位周氏人家。
  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时年四十一岁的晚明画坛泰斗董其昌购得此卷,其实董氏早已对此卷心驰神往,早在京城时,他便于每次朝参之暇,前往周府观赏。收入此画后,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如孩童般兴奋,将其藏于“画禅室” 中,连呼“吾师乎,吾师乎,一丘五岳,都具是矣” ,亦将之推为水墨山水画的扛鼎之作,正所谓“英雄所见略同”,董氏对此卷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沈周,但悖论又一次地统摄了未来的走向——董其昌晚年决定将画卷高价转给宜兴收藏家吴之矩,从而彻底改变了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命运。
  悲剧不期而至,吴之矩在临终前,将画作传与三儿吴问卿,此人对画卷的痴迷较之沈周、董其昌竟有过之而无不及,据传他将画卷“置之枕藉,以卧以起;陈之座右,以食以饮”,可见吴氏已由痴迷而进入癫狂的境地——这又与沈、董对《富春山居图》的极度推崇直接相关。甚至在明亡清兴的战乱岁月里,吴氏宁可舍弃家财万贯,唯独携此卷一同逃难,其命运与共的精神令人动容。
  然而,又一个巨大的悖论也随之而来——痴狂的爱让画卷在刀光剑影的乱世得以幸存,同时,这份走向极端的爱却要求它与自己的生命共同消逝。其友邹之麟曾将此卷比作“画中兰亭”,更加深了他对巨作的迷恋之情,或许他也想如唐太宗那般将《兰亭序》带入陵寝陪葬,使人画万古同辉。
  吴氏在生命的弥留之际,便做了这件至今仍为后人不耻的事情——火焚画卷为自己殉葬。幸运的是,正当千古巨作将毁之时,其侄吴子文迅速从中抢出,无奈前段已经过火,画卷仍部分焚毁。于是,《富春山居图》一分为二,世间再也无人能欣赏到原作的全貌。前后两段画卷,就像那绝美的一蒂双花,原本亲密无间、紧紧相依,却被狂风吹散,从此在各自命运的流转中孤单飘零、渐行渐远。
  令人欣慰的是,此卷被吴子文救出后不久,被极富鉴赏力的古董商人吴其贞发现,他将前段去掉烧焦的残片,精心装裱后定名为《剩山图》;后段乃原作主体,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,特将原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割下挪至画首,这便是后来乾隆得到的《无用师卷》。重新装裱后的两幅画卷虽已不复原作全貌,但画中清润的笔墨、绵远的意境得以保留,已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《剩山图》于康熙八年(1669)为清初大收藏家扬州王廷宾购得,之后便杳无音信,隐匿世朝。《无用师卷》因是画卷主干,历来都极受重视,为数位藏家——丹阳张范我、泰兴季寓庸、余姚高士奇、松江王鸿绪先后收藏,后又被精于书画鉴赏的天津盐商安歧购得,一直被精心保存,视若奇宝。
  乾隆十一年(1746)冬,安氏家道中落,此卷为清宗室傅恒收进,遂进入内府。有趣的是,弘历此前已得一件《富春山居图》(子明卷),乾隆虽自诩擅书画、懂鉴赏,但其将《子明卷》定真、《无用师卷》定伪的荒谬论断,让我们知晓了他的真实水平。事实上,与乾隆关系甚密的诗人沈德潜,早先已为《无用师卷》题跋二则,视为真迹,弘历却讥讽沈氏“误鉴”,并于次年题诗一首,批驳了沈、高、王的“目迷”,令人啼笑皆非:
  高王目迷何足奇,压倒德潜谈天口。
  我非博古侈精鉴,是是还应别否否。
  历史与文化的诡谲在于,对于个人(乃至皇帝)可悲之事,往往对于集体、对于后世是可喜的。这一点在乾隆与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关系上尤为明显,令他一生倾倒的《子明卷》实乃伪作,弘历却在此卷上题跋五十四次,印鉴累累,凡空隙处,几乎为之充塞,于乾隆而言的确可悲;但对于真迹《无用师卷》,反因可悲的误判而免遭圣手的“毁容” ,保持了原有的空濛江景,留存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完整性,依然清新似往,玉面如初。
  值得肯定的是,乾隆认为《无用师卷》虽系伪作,却“有古香清韵,非近日俗工所能为”,仍以二千金买进,这一“荒谬后的英明”之举,让该卷躲开了世间战乱的豪取,规避了阴邪之徒的巧夺,得以在乾清宫中静静地存放了近两百年。万千喧嚣归于沉寂,历经沧桑、形容憔悴的“山水长卷” 终于可以整肃一下倦容与疲态,平抚一下呼吸和心跳,以更加淡然、从容地心态静待又一次的命运安排。
  历史的车轮悄然驶入二十世纪,沉寂了二百五十多年的《剩山图》再次面世,识破它真容的正是江南鉴定界“一只眼”、书画大师吴湖帆。
  1938年秋,吴湖帆卧病于上海家中。一天,汲古阁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,随身携了一张刚得的破旧画卷,顺便请他鉴赏,吴湖帆定睛一看,只见画面雄秀俊逸,山水苍茫,神韵非凡。但画上无款,仅书“山居图卷” 四字,吴氏不愧为鉴定大家,他从画风、笔意、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,结论不由脱口而出:乱世出奇迹,真没想到三百年后又能见到大痴道人的火中之宝。曹氏一听此言,知是至宝,自不愿转手。吴湖帆不顾病痛,几番交涉,以家中珍藏——商彝古铜器“周敦”与之交换,终得此残卷。更为神奇的是,大病就此霍然痊愈,或许正是因董其昌所言“画中云烟滋养”所致。
  新中国成立后,书法家沙孟海风闻《剩山图》藏于吴湖帆家中,当时他正供职于浙江省博物馆,历经战乱洗礼的他,深知国宝在民间保存的凶险,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。于是,沙氏多次去沪与吴商洽,无奈吴湖帆酷爱此卷,且得之不易,绝无意转让。锲而不舍的沙孟海仍不断往返于沪、杭,并请出钱镜塘、谢稚柳从中周旋,为沙孟海的至诚之心所动,最终同意割爱。
  1956年,《剩山图》落户浙江省博物馆,并成为该馆的“镇馆之宝”。正所谓“名花有主”,这厢方才收敛倦容,不问世间风雨。不过,安享奢华待遇的《剩山图》仍心有所系,那便是它“另一半”的下落。
  如前所述,《无用师卷》在乾清宫中静静地存放了将近两百年,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,蒋介石秘密策划了“国宝大迁徙” 行动,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中央博物院总计五千多箱文物,分三次从南京下关码头运出,驶往台湾基隆港,1965年起便一直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,而黄公望的《无用师卷》以及伪作《子明卷》均在其中。
  或许谁也不曾料想,命途多舛的《无用师卷》竟会离开大陆,来到一海相隔的宝岛台湾,与天堂杭州的《剩山图》隔海对视,望眼欲穿。这是文化的乡愁,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乡愁!噢,乡愁也是两朵原本同蒂的花儿,一朵在这头,一朵在那头。本是并蒂花中俏,何奈随风隔天涯!
   
幸运的是,在多方努力之下,今年六月一日,浙江省博物馆《剩山图卷》正式启程赴台,与《无用师卷》合璧展出两个月,盛况空前,轰动海内外。合璧展出期间,观众超过五十万人次,其中不乏国外专程赶来的专家和艺术爱好者,但多元文化间毕竟横亘着巨大的鸿沟,真正的共鸣、感动和哀愁只能来自华夏子孙的目光,来自这个饱受磨难、历尽劫波的伟大民族脚下的土地。两朵飘零已久的花儿重又依偎,尽管时间是如此短暂,却也是如此销魂,如此刻骨铭心!
  呜呼,《富春山居图》荣辱浮沉的传奇经历,真乃中华文化传承之缩影!其中的幸运、诡谲与哀愁,在一次次的偶然、极端、巧合与悲剧中渐渐释放,进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接力的隐喻和象征。六百年沧海桑田、斗转星移,不变的却是一个民族对于精神文化的虔诚和仰望,对自身过往和未来的探寻与追问。是的,一个民族需要有人耕耘大地,更需要有人仰望星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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