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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令曾国藩父子“低头一拜”的人物是谁  

2013-08-17 09:29:50|  分类: 史海沉浮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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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64年,经过多年的征战,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,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。对于清王朝的顶梁柱和救命恩人,清王朝并不吝惜赏赐,给了他极高的封赏,此时的曾国藩荣宠至极。然而,这并没能给曾国藩带来多少快慰,相反,他却有一种临深履薄的惊心。在一首给其弟曾国荃的诗中,曾国藩道出了自己当时的境况和心态:
  左列钟铭右谤书,人间随处有乘除。
  低头一拜屠羊说,万事浮云过太虚。
  无独有偶,二十年之后,他的儿子曾纪泽在万里之外的英伦,也写下了意象相似的诗文:
  不可淹留是岁华,鬓毛斑白尚天涯。
  深知恋栈空馀豆,颇欲安炉去炼砂。
  故国音书多懊恼,中年诗集半伤嗟。
  低头一拜陶彭泽,万事乘除问酒家。
  诗中提到的屠羊说和陶彭泽是什么样的人?有着怎样的嘉言懿行,竟令声名煊赫的曾氏父子也对他们顶礼膜拜呢?
  屠羊说是《庄子》中的一个人物,故事是说春秋时楚昭王丧失了王位,屠羊说跟随昭王逃难。后来,昭王回国又夺得了王位,要赏赐跟随他一起逃亡的人,包括屠羊说。屠羊说却说:“大王丢失了王位,我失去了屠羊的职业;现在,大王恢复了王位,我也恢复了从前的职业。既然我的俸禄已经恢复了,又何必再行赏赐呢?”
  昭王执意要奖赏他,屠羊说说:“大王失国,不是我的罪过,我不能接受惩罚;大王复国,也不是我的功劳,所以我也不能接受赏赐。”昭王打算接见屠羊说,屠羊说又说:“根据楚国的法令,只有建立大功的人才能觐见国王,而我的智谋不足以保存国家、勇力不足以杀死敌寇。吴军进攻郢都的时候,我是畏惧艰难而逃避,不是一定要追随大王。现在大王要违背法令来接见我,普天之下,我没有听说过这种做法的。”
  昭王觉得屠羊说虽然地位卑贱,然而陈义甚高,准备让他担任三公的职位。屠羊说说:“我知道这三公的职位比在集市上屠羊地位尊贵得多,所得的俸禄也优厚得多。然而,我怎能贪图高官厚禄而使国王蒙受妄施的恶名呢!我不敢当,还是让我回到集市上继续从事屠羊的职业吧!”就这样,屠羊说始终没有接受昭王的赏赐。
  作为一个重义轻利的典范,屠羊说备受后人推崇,《新唐书》里就记载了一个名叫李渤的人的事迹,展现了与屠羊说同样的精神风貌:
  李渤字濬之,魏横野将军、申国公发之裔。父钧,殿中侍御史,以不能养母废于世。渤耻之,不肯仕,刻志于学,与仲兄涉偕隐庐山。尝以列御寇拒粟…… 元和初,户部侍郎李巽、谏议大夫韦况交章荐之,诏以右拾遗召。于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诏、币即山敦促,渤上书谢:“昔屠羊说有言:‘位三旌,禄万钟,知贵于屠羊,然不可使吾君妄施。’彼贱贾也,犹能忘己爱君。臣虽欲盗荣以济所欲,得无愧屠羊乎?”不拜。
  至于曾纪泽诗中的陶彭泽就是陶渊明,东晋寻阳柴桑(今江西九江市)人,因曾做过彭泽县令,故有此称谓。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常常为人们津津乐道。他曾自况曰:“闲静少言,不慕荣利。” “忘怀得失。”他这种不随流俗的心境和行为在后世也深得嘉许。《宋书》说他“少有高趣”。《旧唐书》赞颂他是“慢世逃名,放情肆志,逍遥泉石,无意于出处之间”。宋人洪迈在他的名作《容斋随笔》里更是称誉他“高简闲静,为晋、宋第一辈人”。
  不论是深为曾国藩推崇的屠羊说,还是曾纪泽心向往之的陶彭泽,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萦怀个人的名位和际遇,这就使得那些自感人生不如意的人对其产生了心灵感应。
  时至晚清,政象纷纭,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朝不保夕之感。1864年的曾国藩达到他人生的最高峰,然而,所谓名既大,谤亦随之。在他享有极大极高尊崇的时候,非议之音也纷至沓来,“左列钟铭右谤书”。此情此景,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,把一切都看淡看轻。
 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曾国藩,又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历练,深知“日中则昃,月盈则亏”的道理,意识到“处兹乱世,凡高位、大名、重权,三者皆在忧危之中”,“祸咎之来,本难逆料”,“当于极盛之时,预作衰时设想;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,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”,“惟不贪财,不取巧,不沽名,不骄盈,四者究可弥缝一二。这样,才能持盈保泰”。也难怪曾国藩对屠羊说如此崇拜了!这里,曾国藩感佩和心仪的是屠羊说内心的超脱与宁静。
  曾纪泽(1839—1890年),湖南湘乡人,曾国藩之子。曾国藩死后,曾纪泽袭封“一等毅勇侯”,地位仍然十分尊崇。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熟悉世界政治的干才,他被遴选去从事外交事务。1878—1886年间出使英、法、俄国。1879年因崇厚签订的《里瓦基亚条约》丧权太甚,举国哗然,清政府迫于舆论,拒绝批准条约,并于1880年派遣出使英、法大臣曾纪泽兼充出使俄国大臣赴俄谈判,力图挽回损失。面对如此不利局面,曾纪泽不避艰辛,决心完成“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,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” 的使命。他分析形势,认为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,财力已大受损伤,且与英国等国有矛盾,不会再对中国发起一场战争,俄皇与其外部丞相都有和平了结之意。而左宗棠手握重兵,驻扎西陲,可以作为后援,因此,事情犹有可为。经过一番艰难的斗争,繁复辩驳,终于于1881年重新签订了中俄《伊犁条约》,争回了部分权益和领土。这是曾氏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件事,为其生前身后赢得了美好的声名。
  但是,在不久以后的中法战争和中法交涉中,曾纪泽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。作为行走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臣,他有责任和权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对时局的设想,曾纪泽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,他努力向最高决策者进献忠言,希望能为国家再争得一线生机。本来,经过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,中国的国力已经颇有些气象,而法国经过普法战争的失败之后,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,清政府完全可以统筹全局,周密部署,在疆场上与之一决高下,在谈判桌上与之腾挪周旋。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实在是太孱弱了,它既不能审时又昧于大势,只是一味地妥协退让,致使曾纪泽的真知灼见在中法交涉中没有发挥积极的效用。交涉的不利结果和来自国内的训示让他懊恼,他深感自己的无力与无奈,思忖年华渐逝,鬓发已衰,他只能随缘了。此时,陶彭泽闲静、淡远的人生态度自然令他心有戚戚了
  曾氏父子都感到世事无常、祸福难测——“人间随处有乘除”,但他们生活的年代不同,人生遭际不一样,具体的人生态度也稍有差异:曾国藩位尊权重,深忌“楼高易倒,树高易折”,因此很超然——“万事浮云过太虚”;曾纪泽承袭父亲勋名,有才,但不能见重于当道,而政府举措失宜,中外交涉自是歩履维艰,处此情境,“一腔愤血,寝馈难安”,深叹“数年豪气,一朝丧尽矣”,似有听天由命的味道——“万事乘除问酒家”。不同的人生态度影响了他们以后各自的行程:曾国藩谨小慎微,获得善终,死后谥号“文正”,备极哀荣;曾纪泽的主张因与最高当局的决策相抵牾,先是被免掉出使法国大臣兼职,后又被召回国,在京城做着不大不小的闲官,“不得当路之助”,颇不得意,郁郁以终。
  曾氏父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陶铸出来的精英,在时代潮流的冲击、影响下,他们具备了一些传统士大夫所没有的因素。曾国藩是洋务派的地方首领之一,曾纪泽似乎走得稍远,他精通英语,目光新锐,持节外洋,在中外交涉中折冲樽俎,为国家挽回了些许权利。但是,在他们的内心深处,仍充溢着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的情怀,他们仍属于传统的士人阶层,只是时代的风云变幻将他们推上了历史的前台。在晚清诡谲的政局中,他们本能地将思维指向旧有的诗书典籍和他们心目中的名人贤士,在那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,看来,也只能如此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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