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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秋独有左文襄:左宗棠的丰功伟绩何止收复新疆  

2016-04-12 15:17:06|  分类: 教育学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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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左宗棠、沈葆桢等福州船政代表人物浮雕

左宗棠(1812—1885年),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,也是一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,不奴颜媚骨,敢于抵御外侮的杰出爱国者。综观左宗棠的一生,审视他的历史贡献,可以归纳为三点,即:近代中国国家统一、主权完整的捍卫者;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;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、发展者和践行者。

早在左宗棠的青年时代,他就是一个关注国家前途、命运的有志之士。1840年(道光二十年),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,时年28岁的左宗棠不过是个“山野草民”,却极为关注时局的发展,勤奋搜集、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外国的资料,以便了解对手,认识敌人。他以保国卫民为己任,提出“练鱼屯、设碉堡、简水卒、练亲兵、设水寨、省调发,编泊埠之船,设造船之厂,讲求大筏软帐之利,更造炮船、火船之式”(《左宗棠全集》书信第16页,以下简称《全集》)等具体御敌措施。

1858年(咸丰八年),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、法联军北上攻占大沽口。其时左宗棠仅是湖南巡抚的一位幕客,他却积极建议:“夷务屈辱至极,恐将更有不堪者。然窃意华夷杂处,衅端之开必速。彼时以一支劲旅护天津,而后与之决死战,尚可得志。”(《全集》书信一,第298页)形势发展果不出左宗棠所料,“更有不堪”的局面出现了:1860年(咸丰十年),英、法联军攻占天津,劫掠北京,火烧圆明园,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行宫。此时,左宗棠已被任命为“襄办曾国藩军务”,并独自组成一支“楚军”。他立即向曾国藩请求,由自己率兵北上“勤王”,但此议因清廷已经与侵略者签订屈辱和约而未果。

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、主权完整而作出的最大贡献,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力排众议,克服种种困难,率师一举收复新疆地区。1865年1月,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我国南疆,势力直达乌鲁木齐,并建立了所谓“哲德沙尔汗国”的殖民政权。随即,沙俄趁火打劫,出兵强占伊犁,以作为它鲸吞新疆的桥头堡。英国也不甘落后,加强了对南疆的渗透,力图把阿古柏政权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。新疆绝大部分地区沦陷,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,震动朝野。恰在此时,日本又从海上入侵台湾,西北、东南狼烟并起,海防、塞防同时告急。是否立即出兵收复新疆成为清廷内部争论的焦点。廷臣和有关督抚意见分歧,莫衷一是。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:“新疆不复,于肢体之元气无伤;海疆不防,则腹心之大患愈棘”(《李鸿章全集》奏稿六,第164页),要求停撤西征之军。陕甘总督左宗棠则一面强调“东则海防,西则塞防,二者并重”,一面又指出出兵新疆是当务之急:“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,自撤藩篱,则我退寸而寇进尺,不独陇右堪虞,即北路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等处,恐亦未能晏然。”(《全集》奏稿六,第188页)他还反复重申:国家领土寸尺不能让人。最后,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,任命他为钦差大臣、督办新疆军务,委以筹兵、筹饷以及指挥西征军的全权。

为收复新疆,左宗棠不畏艰苦,殚精竭虑,为西征筹兵、筹粮、筹转运。因军饷匮乏,不得不四处求告,甚至不惜背负骂名,重息举借外债。为提高西征军的战斗力,出关前还加强了部队的整顿和训练,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,制定了“先北后南,缓进速战”的战略、战术原则;又重申军纪,严禁杀掠奸淫,并推行正确的俘虏政策,对被裹胁的俘虏发给衣服、粮食,予以释放,使敌人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,从而加速了阿古柏政权的崩溃。收复新疆之役在左宗棠的运筹帷幄和广大将士的英勇奋战下,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民众的大力支持下,一路势如破竹。从光绪二年六月至光绪三年十一月历时一年半,终于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失地。

为收复伊犁地区,左宗棠一面反对赴俄使臣崇厚签署的丧权辱国的“里瓦几亚条约”,痛陈“目前之患既然,异日之忧何极?此可谓叹息痛恨者矣!”(《全集》奏稿七,第421页)一面提出“先之以议论”,“决之以战阵”的方针,并拟定了一个三路出击,收复伊犁的计划。已近古稀之年的左宗棠老当益壮,大义凛然,表示“衰年报国,心力交瘁,亦复何暇顾及!”(《全集》书信三,第535页)1880年5月(光绪六年四月)下旬,左宗棠率亲兵千余人“舆榇出关”,把大营从肃州(今酒泉)迁到前敌哈密,既表示抗俄的决心,也做好了捐躯沙场的准备。1881年2月12日(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三日),中俄新签了改订的《伊犁条约》,由于谈判代表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和左宗棠的积极备战,伊犁地区的大部分回归祖国怀抱,但仍有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异域。此外,清政府还支付了一笔900万卢布的所谓“赔偿费”。这仍是个不平等条约,但相比崇厚签订的条约,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。

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,左宗棠力图“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”。在经济上,他着力于减轻赋税,修筑道路,兴修水利,推广蚕丝;在政治上提出“设行省,改郡县”,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。

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中的得意之笔,也是中国近代抵抗外侮史上(除抗日战争外),中华民族难得一见的胜利。这一壮举不但为全体中国人所赞叹,也得到外国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。1890年,有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在他的著作《中国人的气质》一书中评论道:“左宗棠的‘农垦大军’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,其伟绩可以这样评论: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卓著的。”

左宗棠的部下和朋友杨昌濬曾赋诗一首歌颂收复新疆的壮举,诗云:“大将筹边尚未还,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这首诗改造了唐诗《凉州词》中的佳句,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一幕是:西征的清朝大军沿着夹道成荫的“左公柳”,把春天带到边塞,让春风吹拂到玉门关外。

进入19世纪80年代,法国侵略者于吞并越南南部后,继续进攻北越,并觊觎我国西南地区,甚至疯狂叫嚣“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”。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,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左宗棠清醒地认识到“窃谓和局可暂不可常,其不得已而出于战,乃意中必有之事”(《全集》奏稿八,第262页)。基于这样的判断,他立即行动起来,巡视沿江炮台,校阅民间渔团,部署长江口防务,力主援越抗法。1884年(光绪十年),左宗棠在一份“时务说帖”中断言:“迨全越为法所据,将来生聚、训练、纳税、征粮,吾华何能高枕而卧?若各国从而生心……鹰眼四集,圜向吾华,势将狧糠及米,何以待之?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。”(《全集》札件,第607—608页)

1884年8月23日(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),法国不宣而战,其海军袭击了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,中法战争正式爆发。左宗棠以72岁的高龄及衰病之躯,被任为钦差大臣、督办福建军务,并于12月14日进驻福州。一抵前线,他立即布置防务,亲自巡视马江两岸,又派军乘渔船偷渡援台。并请移福建巡抚于台湾,迈出了台湾建省的过渡性一步。1885年9月5日(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),左宗棠病逝于福州,临终口授遗折称:“越事和战,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。臣督师南下,迄未大伸挞伐,张我国威,怀恨平生,不能瞑目。”(《全集》奏稿八,第604页)在祖国饱受欺凌、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,左宗棠以其铮铮铁骨,报国豪情,“锋颖凛凛向敌”(《清史稿·左宗棠传》),这样一种宝贵的品格和精神永远为后人所景仰,正如有人在一首挽诗中所赞颂的:“绝口不谈和议事(所谓‘和议’实则屈辱投降—引者),千秋独有左文襄!”(《全集》附册,第783页)

19世纪中叶,中国面临着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和“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”(李鸿章语)。这一变局的特征是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席卷着世界,也席卷着中国,近代化的标志,是发展科学技术,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。而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则是从军事层面开始的,其主要目的在于抵御西方列强入侵,即魏源倡导的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。对此,左宗棠极为赞赏,认为“默深《海国图志》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,譬犹禹鼎铸奸,物行无遁,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”(《全集》书信三,第346页)。为把“师长”的主张付诸实践,他大声疾呼:“策士之言曰‘师其长以制之’,是矣。一惭之忍,为数十百年之安,计亦良得,孰如浅见自封也。”(《全集》“诗文·家书”,第292页)

左宗棠把“师夷长技”的首选定位在仿造轮船上,因为“从海上用兵以来,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,英、法、俄、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……此时而言自强之策,又非师远人之长,还以治之不可”(《全集》札件,第575页)。1864年,左宗棠曾在杭州试造蒸汽船,1866年(同治五年),他正式上折要求建设近代化造船厂:“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,非整理水师不可;欲整理水师,非设局建造轮船不可。”左宗棠形象地比喻说:“彼此同以大海为利,彼有所挟,我独无之。譬犹渡河,人操舟而我结筏;譬犹使马,人跨骏而我骑驴,可乎?”(《全集》奏稿三,第60页、第63页)

正是在左宗棠强烈要求下,清政府迅速批准了兴办近代造船厂的计划。1866年8月,左宗棠选择在福州马尾山下购得民田100亩为厂基,并聘请法国人日意格、德克碑为正、副监督,创办了马尾船政局(亦称福州船政局)。他一面从外国订购造船机器、轮机和船槽等;一面聘请西方工程技术人员。同时,设立“求是堂艺局”(即后来的船政学堂),以培养本国的造船和驾驶人才。不久,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,特推荐“久负清望”的沈葆桢出任“总理船政”,他自己也表示“身已西行,心犹东顾”,一直关注着马尾船政局的建设。马尾船政局终于成为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造船厂,“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”(《邮传部奏议类编》续编卷一),亦可谓“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”(池仲祐:《海军大事记》)。

左宗棠来到陕甘后,也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,特别对在甘肃创办近代民用工业寄予厚望。早在创办马尾船政时,他就提出“有适民生日用者,均可次第为之”(《全集》奏稿三,第61页)。1878年5月(光绪四年四月),左宗棠委托上海采运局委员胡光墉向德商订购织呢机器,招聘德国技术人员,利用西北盛产羊毛的优势,设立机器毛纺厂,以“为边方开此一利”(《全集》书信三,第297页)。1880年5月(光绪六年四月),购自德国的机器设备4000余箱辗转运抵兰州,计有各种机器60余台,纺锭1085个。是年9月,“兰州机器织呢局”正式开工生产,成为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。虽然该厂后来因经营不善被裁撤,但毕竟是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。左宗棠也不愧是我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。

左宗棠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他是一位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、发展者和践行者。他不仅是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。他的爱国思想、经济思想、从政理念、军事思想、教育思想都有独到之处。

中国自古即提倡“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的斗争精神和“成仁”“取义”的献身精神。左宗棠不仅秉承先贤遗训,而且付诸实践,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,他始终坚持抗击外侮,反对妥协、投降。当英国侵略者挑起鸦片战争时,左宗棠振臂高呼:“和戎自昔非长算,为尔豺狼不可驯”(《全集》“诗文·家书”,第459页)。当新疆大片土地沦丧,边疆危机空前严重时,左宗棠愤然表示:“何敢自惜残生,置身事外。”(《全集》奏稿五,第403页)为收复被沙俄强占的伊犁,他又“舆榇出关”,并表示:“至马革桐棺,则固非所计矣。”(《全集》书信三,第583页)在中法战争中,他宣称“但能破彼船坚、炮利、诡谋,老命固无足惜”!如遇“寇警”,“防所既是死所,当即捐躯以殉”(《全集》奏稿八,第263页),其铮铮铁骨、为国效命的精神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英雄。

自强、自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左宗棠从救国、救民的目的出发,坚持对自强精神的追求。他说:“我能自强,则英俄如我何!不能自强,则受英之欺侮,亦受俄之欺侮,何以为国?”(《全集》书信三,第570页)此言是多么深刻且有远见,即使在今天,仍可作为全体中华儿女发愤图强、实现中国梦的格言。

左宗棠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“民本”思想,强调“为政先求利民,民既利矣,国必与焉”,“欲知民事,必先亲民”,“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”(《全集》札件,第427页、第270页、第139页),并进而提倡“兴利除弊”,为民造福。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在陕甘主政十几年,坚持整顿吏治,严惩贪污,禁种罂粟,举办赈务,振兴农牧,筑路植树,开矿设厂,兴办教育。凡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,总是尽力去做。左宗棠为官,不但奉公守法,认真做事,而且严于律己,磊落做人。他拒收任何不正当的收入,俸金多用于捐款赈灾,兴教办学、资助廉吏,正如他在一封家信中所言:“我廉金不以肥家,有余辄随手散去,尔辈宜早自为谋”(《全集》“诗文·家书”,第196页)。在晚清官场,这是一般为政者很难做到的。时至今日,也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

诚然,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,左宗棠不是“完人”,他必然受到历史时代、阶级地位和个人思想认识的种种局限。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,他不可能跳出封建旧垒,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打上时代烙印,这是毋庸讳言的,也是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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